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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地城镇化实验经济落后地区或难简单复制

发布时间:2021-01-21 16:38:00 阅读: 来源:橡塑保温板厂家

就地城镇化实验:经济落后地区或难简单复制

作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一种可能模式,“就地城镇化”正在升温,并进入决策层的视野。  《财经国家周刊》记者获悉,在近期一次内部场合,国家发改委的一位负责人,特别请各地提供就地城镇化的模式样本。  另一重要相关部门国土资源部,于7月中旬专门组织部分中央媒体和相关专家,对“就地城镇化过程中土地的集约节约利用”,展开专题调研。  5月至7月,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也组织了城镇化的专题调研。有消息人士向《财经国家周刊》记者透露,政协调研结果显示,无论从政府财政支出还是从农民融入城市生活的难易程度来看,就地城镇化都是符合国情的道路。  所谓“就地城镇化”,就是农村人口不再一味地向大中城市迁移,而是坚持新农村建设与推进城镇化同步,把散落的农村居民点适时适度聚集发展为新社区,并逐渐成长转化为新城镇,实现农民工人化、农业产业化、农村社区化,让农民在就业、社会保障、医疗教育、住房保障等方面逐步与市民同权。  《财经国家周刊》记者日前走访苏南地区的张家港、常熟等地的重点小城镇,在这些地区,较为雄厚的产业基础、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以及万顷良田工程,为其推进就地城镇化提供了足够空间。  不过,分析人士认为,由于这一模式对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与财政实力要求较高,经济落后地区或难简单复制。  新农村样本  张家港市南丰镇的永联村,是当地现代化农村建设的典型。现代化的村委办公楼和成排的居住用楼,显示这里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。  永联村党委副书记吴惠芳告诉记者,该村城乡一体化建设始于2006年。当年永联村开展了土地增减挂钩试点工作,合并了周围的5个行政村,复垦出宅基地1144亩,600亩用于村民集中居住,投资15亿元建设了建筑规模为80万平方米的永联小镇,98%村民入住。剩下的540亩土地用于发展壮大永钢工业。  拆迁并居按照“拆归拆,分归分”的原则,拆迁时对村民原有住房的面积、装修以及宅基地上的附着物进行清算补偿。分配房屋时实行一户一房,平均面积140平方米,平均成本价为1600元/平方米,而村民只需付500元/平方米。  农民上楼后,生产方式迥异从前。农民不再直接种地,以每年每亩1300元的价格,流转给村里的土地股份合作社,实行规模化经营。  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的劳动力,一部分到永钢集团就业,一部分在村集体投资建设的小型标准厂房创业建厂,一部分经过永联劳务公司培训后安排到绿化维护等岗位,还有一部分年纪大的传统农耕农民,安排到了永联村为发展乡村旅游而建设的农耕文化园工作。  “在永联,农民已经不是身份,而是职业。”吴惠芳表示。  吴惠芳坦言,永联村的拆村并居之所以没有遭到村民抵制,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永联村一直享受永钢集团25%的集体股份分红,每年保证村集体可支配收入超过8000万元。  经济账本  同永联村一样,全国小城镇建设的示范镇——常熟市海虞镇,也采取了拆迁并居的就地城镇化模式。有所不同的是,永联村是围绕本村进行扩张,而海虞镇则是围绕中心镇区进行扩张。  海虞镇镇长顾浩介绍,以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、万顷良田建设工程为平台,海虞镇自2010年起适时适度地开始进行了拆迁并居,以30万元/亩价格,对村级整合建设用地实施收储。复垦验收后,每年拨付所在村8000元/亩,2013年提升至1.5万元/亩。  搬迁并居后的农户,除了能够获得260平方米有产权的公寓房外,每户还可以拿到20万元左右的补偿款。  据了解,海虞镇正力争成为全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示范点,在现有基础上开发出更大面积。  顾浩介绍,由海虞镇和中新集团共同出资成立合资公司,对中心镇区核心区1.66平方公里的地块进行整体规划、一级开发后,吸引二级开发商投资建设,力图将海虞镇建成规模适度的常熟北部现代化新型小城市。  顾浩给记者算了一笔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经济账:2010年到2015年,海虞镇计划建设70万平方米的安置房,安置3000户老百姓。每户老百姓的安置成本大约是120万元,总共的安置成本需要36亿元。  他对记者表示,按照每户1亩宅基地计算,能复垦的宅基地约有3000亩,就能够置换出建设用地3000亩,1/3用于建设安置房,1/3用作城镇化建设经营,1/3用作新型工业化建设。目前海虞镇的商业用地的市场价约为200万元/亩,1000亩城镇建设用地出让后可带来土地收入20亿,1000亩工业用地出让后可以带来土地收入3亿。  与36个亿的安置成本相比,还差13个亿,该如何弥补?  “我们预计1000亩新型城镇化建设会产生7个亿的税收,地方可以留到40%,即2.8个亿。还差10个亿,必须靠新型工业化项目的税收。这就要看我们在新型工业化的过程中招进多大规模产值的企业。”顾浩表示:“现在中央财政分配的分成压力非常大,如果分成维持现状,地方的账务平衡就得往后延长两年。”  海虞镇党委书记马维刚说,未来要推动新型就地城镇化,财政分配体制须进一步向农村倾斜,同时还要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城镇开发。  探寻可持续性  无论是张家港的永联村,还是常熟市的海虞镇、古里镇等,就地城镇化模式的背后,都要求地方产业支撑,具备较强的经济实力,方可避免发生强制拆迁和“农民被上楼”。  “农民希望每年的分红都增加,不会因为企业遭遇经营困境而愿意降低分红。”吴惠芳另一个身份是永钢集团的副总经理。她表示,永钢集团是目前少数仍然保持盈利的钢企,但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钢铁产能过剩的影响,目前正在寻求产业转型,培育旅游、金融等版块。  而海虞镇之所以能够坚持先建后拆、启动70万平方米的安置房建设,也源于其具备较强的经济实力,目前已经初步形成服装纺织、化工新材料、红木家具等五大特色产业,同时积极培育了生物医药、新材料等新兴产业。  苏南地区推行的就地城镇化模式,还有两个共同的政策,即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和万顷良田建设工程。常熟市国土资源局局长张俊华表示,对于建设用地指标紧张的东部城市,这两个政策对推进城镇化建设意义重大。  但比照地方的发展胃口,腾挪空间仍显不足。“东南部的很多城市建设用地规模量已逼近2020年建设用地总规模指标,即便通过增加挂钩政策增加一些建设用地指标,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刚性约束下,也没有空间可以置换了。”张俊华表示。 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研究员冯奎建议,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大背景下,似应考虑允许农民在集体土地上建设城市,宜在大城市郊区、交通沿线、大企业周边的村庄进行试点推进,逐步探索出可行的路径。这不仅有利于解决城市建设用地的瓶颈问题,减少城镇化过程中的冲突,也有利于为村镇构建产业基础。 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中心研究员、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袁崇法则提醒,村镇就地发展为城市,这条路能走多远,还要看其所仰仗的产业发展是否具有可持续性。有的产业发展具有较强的阶段性,随着产业被淘汰,这些人员将面临安置问题。  “从这个角度上看,新型城镇化很难界定是就地城镇化好,还是大城市集聚好,还是中小城市扩容好。”袁崇法说。  马维刚说,推进城镇化规模要根据不同地方产业发育的不同程度来界定,“无论采取何种城镇化模式,核心是保证转移过程中农民的利益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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